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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还乡》观后感
读了《大儒还乡》的剧本，看了《大儒还乡》的演出，我觉得这确实是一台内容与形式俱佳的好戏。
此剧写的是陈宏谋这样一位功成名就、已有定论的清代高官，在告老还乡之时，发现自己20年前执政陕西推广种桑养蚕的所谓政绩其实是不符合生态规律的短期形象工程，他在任期间因桑政获誉良多，离任之后百姓因桑政受累不尽。当得知事实真相后，陈宏谋意欲公开自己的错误，追究自己的责任，免除因虚假繁荣的桑政给百姓带来的岁贡之累，却遭到了来自亲人、学生、下级、皇帝所有人的反对，因而陷入了巨大的内心冲突，以至在还乡途中溘然长逝。
我觉得，《大儒还乡》恰恰以陈宏谋这样一位大儒的形象诠释了执政能力、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亲民观、和谐社会这样几个近两年才开始流行的时代关键词。并通过陈宏谋的对立面官僚吴达信所执著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以及欺上瞒下、漠视民意民情的行为与当下社会诸种类似现象找到了内在的关联。因此，这个以历史为题材的戏剧极富时代精神。
不仅政治需要以人为本，文学艺术也必须以人为本。《大儒还乡》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陈宏谋这样一位大儒形象。当代历史剧中清官多，侠客多，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制观念的淡薄有关。在我视野所及，《大儒还乡》中的陈宏谋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不能用清官和侠客来定义的古代正面历史人物。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定位极有眼光：大儒。大儒需大忠，大儒需大诚，大儒需大勇，大儒需大明。这是剧作对大儒精神的诠释。我认为这个诠释颇有将传统儒学观念与现代法制意识兼容的意味。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仁者不惧”，这是针对大儒的春秋文化语境而言的。剧作者强调了大诚和大明，显然融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剧的结尾既脱离了常规可以想象的俗套，又升华了剧作的思想境界。一方面，乾隆皇帝主持评判，潇洒大度，显示了一位古代明君的通达智慧和善解人心；同时，乾隆皇帝对根本原则的绝不放弃，也体现了皇帝的立场和制度的现实。另一方面，陈宏谋的为民请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执政观，这与通常的治民意识不可同日而语；而他的求真诉求更是超越了中国传统为官之道难得糊涂的圆滑境界，这种圆滑境界常常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牺牲百姓利益为代价。求真与糊涂的对比如此触目惊心，陈宏谋以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治世能臣的身份而衍生了顽强的求真意识，并在求真的前提下进一步产生了深刻的忏悔意识。显而易见，求真意识和忏悔意识的顽强存在使陈宏谋超越了传统的儒者形象，在这个意义上，称陈宏谋为大儒，更加意味深长、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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